他们为什么要灭佛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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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-07-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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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好，我是倚山听雨～最近的事情想必大家都看到了，仓央嘉措的那句极具浪漫、极具纠结的“世间安得双全法，不负如来不负卿”，变成了“左手女人右手经，不负如来不负卿”的调侃。而鸠摩智那句“原来是一个暗藏春色、藏污纳垢之所”的台词，倒成了一语成谶。历史上，佛教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，正史有明确记载的大规模“灭佛”事件，主要有4次，即“三武一宗灭佛”（“三武”指北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、唐武宗，“一宗”指后周世宗）。这些事件因皇帝主导、牵涉范围广、对佛教打击大而著称。今天，我们就以历史记载为依据，看看这4位皇帝为何要”灭佛“。一、北魏太武帝灭佛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是第三位皇帝，大规模灭佛发生在太平真君五年至七年，即公元444年至446年。太平真君是他的年号，这个年号挺有意思，听上去是个道教的名字，是的，太武帝确实崇尚道教。他受司徒崔浩和道士寇谦之的影响，信奉道教，认为佛教“虚诞，为世费害”，本就对佛教、僧侣有排斥。释、道两教又发生过”夷夏之争“”老子化胡“等涉及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的争论。再加上，佛教自东汉传入以来，寺院逐渐成为“独立王国”——兼并、占有大量土地，从而依附了大量没有田产的农民（“僧祇户”），而且，出家为僧是可以免除赋税、徭役的，这就导致劳苦百姓们愿意削发为僧，以此逃避服徭役，如此一来，国家的税赋收入、兵源都很受影响，即所谓'或耕田，与农同流，或估货求财，与商争利'。当时，北魏持续对北方的柔然用兵，急需人力财力。公元445年发生在关中地区的盖吴起义，正好给了”灭佛“的借口。太武帝派兵镇压起义时发现，佛寺中藏有大量的兵器、财物及妇女，认定佛教“与贼通谋”（“此非沙门所用，当与盖吴通谋，规害人耳 ” ）于是，太武帝“诏诛长安沙门，焚破佛像”，“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，尽皆击破焚烧，沙门无少长悉坑之。”北魏境内佛寺几乎全毁，僧人或被杀、或还俗，佛教在北方遭受重创。太武帝灭佛时手段极端，”其一切荡除胡神，灭其踪迹“。二、北周武帝灭佛武帝宇文邕是北周第三位皇帝，他主导的灭佛发生在建德三年，即公元574年。北魏武帝的灭佛政策随着拓跋焘的去世而中断。继位的文成帝下令恢复了佛教，只不过佛寺的修建受到官府的管制。但是到北周武帝时，也已经过去一百多年，佛教又有了不小的发展。此时，北周与北齐对峙，急需扩充兵力财力，但是大量的寺院占有大量的土地、人口（入寺为僧自然要从农业上剥离出来，在以农为本的古代，人口意味着劳动力，也即意味着生产力），但他们不纳税、不服役，阻碍着生产力。再加上励精图治的宇文邕志在统一北方，那么他自然要以儒家正统来整合、形成思想上的统一，所以他曾多次召集儒、佛、道辩论，认为佛教“蠹俗伤化”，道教“妄说异端”，最终决定“罢斥佛道”。如：与僧人智炫辩论，智炫称“佛道广大，非帝王所测”，武帝驳斥“佛者，夷狄之法，朕非五胡，何敢信之”，可见其灭佛兼具现实需求与“华夷之辨”的考量。于是下诏“断佛、道二教，经像悉毁，罢沙门、道士，并令还俗”，同时没收寺院财产、土地，充作军费；僧尼还俗后编入户籍，承担赋税徭役。此次灭佛与北魏太武帝有所不同，他未大规模屠戮僧众，而是强制还俗，不过由于北周灭掉北齐后仍推行灭佛政策，因此又令北方佛教遭到重创。三、唐武宗灭佛唐武宗李炎是第十六位皇帝，他主导的灭佛行动发生在会昌年间，即公元840年至公元846年，其中又以会昌五年（公元845年）四月颁布的敕令为高峰。李唐自开国以来，就认为是老子李耳的后世，将老子奉为先祖，唐朝皇帝们崇信道教自不必说。但为何前面的李唐皇帝都没有灭佛呢？首先，唐朝结束了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土800余年间的儒、释、道三教”夷夏之争“”正统之争“的历史，三教逐渐融合。其次，唐武宗渴望长生不老，这是”四大皆空“”戒贪瞋痴“”六道轮回“的佛教所无法满足的，虽说有道士赵归真的蛊惑，但他确实认为佛教“耗蠹国风，诱惑人意”，僧尼“游手好闲之徒”。特别是曾怀疑僧人“干预政治”。再次，时代背景发生变化了，一方面盛唐气象不再，另一方面财政陷入经济危机，多年的藩镇割据，早就使中央财政濒于枯竭。佛教寺院通过“赐田”“施舍”积累巨额财富，且享有“免税”“免役”特权，甚至放高利贷、经营商业，与国家争夺经济利益。最终，在会昌五年下令拆毁佛寺，没收了大量寺院土地，史称”会昌毁佛“。由于毁佛成功，政府税源扩大，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中央集权。与前两”武“灭佛不同，唐武宗对佛教打击极为细致，比如规定“僧尼年龄不满50岁者全部还俗”（50岁以上需经考试合格才能保留），禁止私度僧尼、限制寺院蓄养奴婢。佛教在唐朝开始由盛转衰，南传佛教因原理北方朝廷而稍有保留，这也是禅宗在南方兴起的客观原因。四、后周世宗灭佛后周世宗柴荣，是五代十国时期很有作为的一位君主，志在统一全国。显德二年，即公元955年下令灭佛。世宗灭佛的原因和前面的”三武“大同小异，也是因为佛教寺院的泛滥，僧尼数量的失控，大量金属铜被用于制造铜像，没有铸造钱币的原材料导致了“钱荒”。寺院成为逃税、避罪者的庇护所。这与五代战乱时期国家急需劝课农桑、恢复生产的需要相违背，为巩固中央集权而灭佛。于是，后周世宗下令“非敕额寺院（朝廷批准的正规寺院）一律拆毁”；禁止私度僧尼，需经考试（读经）合格方可出家；强制销毁佛像、铜器，用于铸造“周元通宝”钱币，筹措了大量军饷。据《新五代史》载，柴荣灭佛时，有人谏言“毁佛像不祥”，他回应“佛以善道化人，苟志于善，斯奉佛矣。彼铜像岂所谓佛邪？且吾闻佛在利人，虽头目犹舍以布施，若朕身可以济民，亦非所惜也”，体现了周世宗的务实态度——利人、济民。后周世宗的灭佛、铸造周元通宝，为统一北方奠定了经济基础。倚山听雨说：每次灭佛，尽管具体手段和要求有所不同，但是都离不开政治、经济、思想等方面的原因：政治上，这是王权与教权的争夺，而最终王权必高于教权，宗教必须适应乃至依附于世俗政权，否则就要面临灭顶之灾。经济上，这国家与佛教对资源的争夺，人力资源（从事农业的劳动人口）、土地资源（修建、扩建寺庙占用土地特别是农田）、财富资源（寺院发展而成的庄园经济、非纳税人口越来越多）等等。思想上，除了皇帝个人、统治阶级的崇儒、信道思想倾向外，还涉及王道、正统、夷夏之辩等与政权合法性相关的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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